近期部署启动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，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，也成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。3月5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：“要认真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‘立党为公、为民造福、科学决策、真抓实干’总要求，创造经得起实践、人民、历史检验的实绩。”
目前，数字化浪潮的深度渗透，正从根本上重塑着基层治理的形态与逻辑。从“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”的传统模式，到借助云计算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“一网通办”“一网统管”，数字技术无疑为提升治理效能、拓展服务边界提供了强大动能。然而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一种新型的治理异化现象——“数字形式主义”悄然滋生。它并非简单的技术应用不当，而是在错误政绩观影响下形式主义“老问题”的“新变种”，将基层干部困于“指尖”，甚至危及公共部门形象，致使“数字赋能”异化为“数字负能”。深入剖析这一现象的症候、成因与治理路径，对于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数字形式主义的主要表现
数字形式主义，又被称为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”，是形式主义问题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变异、翻新。它披着信息化、高效化的科技外衣，实则脱离了实事求是的初衷，在实践中呈现出多种表现。
一是痕迹管理的过度化与虚假化。留痕管理的本意是通过档案、台账等方式确保工作成效有“迹”可循。但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，过程管理却被各种计量化、可视化的数据指标所替代，异化为“过度留痕”甚至“虚假留痕”。基层干部不得不为了打卡签到、拍照上传、轨迹定位而忙得团团转，工作现场变成了秀场，晒调研里程、晒加班成为日常任务。这种一拍了事、照过即做过的机械操作，实质是以形式上的数字履职替代实质性的问题解决。
二是平台建设的碎片化与空壳化。部分地区和部门将数字化转型简单等同于建设数字平台，在缺乏需求调研论证和集约统筹规划的情况下，盲目上马各类政务应用程序、工作群和公众账号。这导致一些突出问题：功能重叠、数据壁垒森严，“条条”与“块块”各自为政，形成数据孤岛，基层人员面对多个系统需多头填报、重复录入；平台脱离实际，沦为建而不用、建而难用的“僵尸系统”或仅供参观的“花瓶工程”，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。
三是考核评价的数字化与唯量化。当可量化的数据指标成为监督考核的主要甚至唯一依据时，便催生了数字崇拜式的政绩观。上级部门过度依赖登录率、转发量、点赞数、积分排名等表面数据进行评价，迫使基层在数据上做文章。为了在晋升锦标赛中脱颖而出或规避问责风险，个别基层单位不惜数据注水、刷分造假，甚至以包装式应对来替代扎实工作，严重扰乱了基层政治生态。
四是治理逻辑的算法化与中心化。基层治理本是一个依赖经验判断、情境适配和灵活应变的场域。然而，随着算法逻辑的强势介入，部分地区出现了技术主导的治理倾向。系统派单成为执法的唯一依据，未被平台标注的问题即便群众反映强烈也可能被忽略；算法识别即便与实际情况存在细微偏差，也迫使基层进行机械式执法，极大地压缩了自由裁量空间，导致治理行为脱离实际、脱离群众。
正确政绩观缺失是根源
数字形式主义的滋生蔓延，绝非单纯的技术问题，而是缺失正确政绩观造成的技术、组织与制度等因素交织错配的产物。
一是数字治理情境下错误的政绩观。部分领导干部对数字治理的理解存在误区，将开发了多少政务应用程序、上线了多少系统视为显性的技术政绩，热衷于追求“高大上”的创新和数据亮眼的包装，却往往忽视了技术的应用效能和群众的获得感。这种“重建设、轻运营”“重留痕、轻实效”的政绩观，使数字平台异化为装点门面的道具，反映出形式主义思维在新技术条件下的顽固延续。
二是考核评价机制的“指挥棒”偏差。考核评价机制是引导行为的风向标。在当前的考核体系中，受信息不对称和上级注意力的影响，导致过度依赖清晰、直观的量化指标成为一种管理上的捷径。然而，这种以数据论英雄的方式，与复杂多变的基层治理实践形成巨大的张力。当考核的重心落在打卡率、响应率等表面数据上，而忽视群众满意度和问题解决率等实质成效时，就形成了以手段替代目的的目标置换，倒逼基层在形式上“内卷”。
三是压力型机制下的避责逻辑。基层处于行政层级的末端，长期面临着“上面千条线”的多头管理和层层加码的压力。在“责任层层下压、事权财权不匹配”的挤压性困境中，数字技术被上级部门用作强化监督考核的新型工具，使得过程控制的刚性约束空前增强。面对超载的任务和问责风险，处于弱势地位的基层干部渐渐形成“留痕自保”的行动逻辑，自然而然地认为既然干得好不如数好看，于是通过制造“完美”的数字痕迹来规避责任，便成为一种无奈的理性选择。
四是技术与组织的结构性脱嵌。数字治理的核心在于技术与业务的深度融合，但现实中经常出现“两张皮”的现象。一方面，部分数字平台的开发缺乏对基层实际场景的深度调研，功能设计与用户需求错位，操作复杂难用，不仅未能优化业务流程，反而增加了额外的学习成本和运维负担。另一方面，信息技术未能有效超越科层结构壁垒，部门间的数字协同难题依然存在，不合理的平台结构反过来又固化了条块分割的组织惯性，使得数字化沦为对传统工作模式的简单复制而非进阶升华。
让数字治理回归“为民服务”的初心
破除数字形式主义，让基层治理回归实效，需要以本次学习教育为契机，从价值理念、制度机制、技术应用和监督网络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纠偏。
一是匡正价值理念，树立实效导向的政绩观。必须深刻认识到，数字技术是服务于治理目标的工具，而非目的本身。要引导广大干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把群众满意度、问题解决率作为衡量数字治理成效的核心指标。要充分深入群众，解决真问题，推动工作导向从“数据好看”向“群众好评”转变，从源头上遏制数字政绩观冲动。
二是深化机制改革，构建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。整治数字形式主义关键在于斩断其背后的制度性链条。要优化考核评价机制，综合运用多元考评方式，降低可量化的表面指标权重，强化对过程实效和治理效能的评价。要建立健全权责清单，通过明晰基层职责事项，解决因责任无限扩大而产生的加码与加压问题，为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提供制度保障。要完善平台统筹管理，严格落实中央《关于防治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”的若干意见》，加强统筹规划和立项审核，健全政务应用程序的准入、整合与退出机制，从源头上遏制多头开发、重复建设乱象。
三是强化技术赋能，打造按需互联的共享平台。技术问题还需通过技术的完善来解决。要着力打破数据壁垒，加快数据“一表通”建设，建立完善跨部门数据共享交换机制，推动数据向基层回流，实现一处录入、共享复用，切实解决多头填报、重复录入的顽疾。同时，数字平台的设计应坚持以用户为中心，注重功能聚合与界面优化，提升用户体验和实用效能，确保技术能够真正服务于实际办理需求而非制造新的麻烦。
四是畅通反馈渠道，建立多元参与的监督网络。防范数字形式主义偏差，需加强和改进监督反馈机制，形成上下联动的监督闭环。一方面，要畅通基层干部的意见反馈渠道，让他们对不合理的数字负担有地方说、有途径改，使技术应用能够紧贴工作实际需求。另一方面，要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纳入社会和群众监督范围，探索引入第三方评估和交叉互评，让治理实效接受实践和人民的检验。
总之，数字形式主义是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需谨慎跨越的陷阱，它警示莫让“数字赋能”变为“数字负能”。愈是技术发展进步，愈应坚守为民服务的初心和脚踏实地的作风。唯有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，坚持做到以人民为中心，求真务实、担当作为，破除数字形式主义积弊，才能使广大基层干部从数字负担的束缚中解放出来，才能将数字技术的潜能真正转化为基层治理的效能。
